二、在理顺大学内部权力结构中，确立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决策权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的重要任务，并强调“要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”。在长期形成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，决策主要由政治系统和行政系统做出，没有学术委员会的位置。现在的大学章程中，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。北京师范大学洪煜、钟秉林教授等对教育部核准的第一、二批学校，加上以后核准的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共18所大学的章程进行分析，其中12所大学章程规定学术委员会有决策权，但12所中仅有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、东北师范大学、西南大学4所大学章程明确了学术委员会有哪些决策权，其他大学仅照搬学术委员会规程的表述，写上了学术委员会有决策权，但在具体的职责中却没有体现［2］。
由此可见，现在的大学章程中，不少学校仍然没有明确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决策权；提出了的，也大多没有明确决策的内容。大学治理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结构和过程。改善治理结构，加强学术委员会建设，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。
首先，要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明确学术委员的决策地位。如何明确应根据《高等教育法》的规定进行。《高等教育法》第41条提出：“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、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。”第39条提出：学校党委“讨论决定学校的基本管理制度”。可见，制度制定权（谁来制定），决策权的划分，应由党委来确立；党委在完善治理结构中，应明确学术委员会对哪些学术事务有决策权，并写入大学章程中。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。因为，在现实工作中，做加法易，做减法难。例如，新建一个专业容易，砍掉一个专业难；给大家加工资易，减工资难。要将一个系统的权力削减，不容易，需要党委下决心，科学地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作出明细的划分。
其次，决策制定之后，还有一个执行的问题。决策执行需要职能部门，但现有行政职能部门属学校行政系统，学术委员会没有相应的职能部门，今后也不可能另外再建立一套职能部门。在治理结构中，如何协调学术委员会与行政职能部门的关系，使学术委员会的决策能够通过职能部门贯彻实施，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
再次，校学术委员会要根据其工作特点，建立自身的决策体系。学术委员会的决策、审议、评定、咨询都必须由学术人员来参与，而学术人员都有自己繁重的学术工作，因而要有相应的对策。例如，实行委员会制，建立相应的、多种多样的委员会；为了调动教师参与学术决策工作的积极性，在对教师的考核中，不能仅仅考核其教学、科研，对社会服务也应进行考核，就教学、科研与社会服务，对不同的教师，规定不同的比例，如5：3：2；4：4：2等等。在这一方面,美国加州大学的学术治理体系可供参考（见图1、图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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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加州大学共同治理结构图［3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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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最高学术机构拥有完整的学术治理体系
（加州大学学术评议会组织架构图）［4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