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此次外界普遍认为，实施办法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了身份固化、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。对此您是否赞同？您认为仅靠动态调整机制，是否可以避免在实施“985”和“211”工程时出现的入选高校与非入选高校两极分化问题？
别敦荣：不同大学竞争进入“双一流”建设的行列，这是有竞争激励意义的。但单纯靠这一措施不太可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。因为进入“双一流”建设的高校只是少数，在国内2500多所高校中，进入“双一流”建设的高校可能也就在100~150所左右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要避免两极分化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即便是动态调整，能够进入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的范围也不会很大，高校之间的差距可能因“双一流”建设而拉大。
所以，“双一流”建设不是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，它本身是一个重点支持建设的政策举措。它就是要让一部分大学跑得快一些，让一些大学办得更好，而这必然就会带来学校之间的差距。
储朝晖：我个人并不认为实施办法的最大亮点在于打破身份固化、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，它只是在方式上相较于过去有所改变。
打破身份固化可能会激励更多高校去争取建设一流高校、一流学科。但是当身份制不断滚动的时候，高校为了实现或者达到既得利益，可能就会采取一些相对功利的措施，很难稳定下来去作长远的规划。
大学办得好不好，最终不是靠政府，而是靠学校自身。当然，政府的投入是必需的，但它更多的应该是监督，而不是用钱来做诱饵，从而让高校达到一些既定目标。
当初的“985工程”“211工程”是给少数高校开了一个特殊的“小餐厅”，现在的“双一流”建设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但依然是给少数高校开“小餐厅”。政府需要给高校财政支持，但高校要怎么办好，还是要靠它们自身去探索，而且办好的方式是不同的，不应该用一个统一标准来判断全国几千所高校是否是好的高校。
程方平：单纯通过这个方案很难避免两极分化。因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鼓励一般院校发展，而在这方面，我们的相关政策其实是空缺的。
在我看来，要解决这一问题，首先需要的是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一些修改，使普通高校的发展真正纳入到法律轨道，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真正起支撑作用的措施。比如美国曾经为了支持涉农学校的发展推行《赠地法案》，但我们一方面鼓励学校发展涉农产业，另一方面地方却宁可用闲钱发展旅游也不支持高校。即使地方院校做出成绩，关注度依旧很低。地方政府没有给予相应的回应，如此怎能激励地方院校呢？
程莹：我觉得，打破身份固化这一点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，但是否真的打破了，现在并不清楚，怎么打破的现在还没看到呢。
比如说，100多所“211工程”学校假如最后只有3所滚动的话，也是打破了身份固化，可是这又有多大的意义呢？如果说“985工程”“211工程”建设的学校中真有几十所学校在“双一流”中得不到支持了，那才算是真的打破了身份固化。
现在，关于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很多东西还不好评论，因为到底要怎么做我们还不知道。说它好或者说它有问题，都只是就文本而言。